《晋商》——日升昌

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苏州城里延续半年多物价飞涨。
　　苏州城的官员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涨价，感到很奇怪。因为几年来，苏州一直风调雨顺，既无灾荒，也无战乱。这样的太平年景，物价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涨起来呢？
　　当他们正在对这次涨价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山西省，在一个叫平遥的县城里，一家商号的生意却越来越红火了。
　　这家商号的名字叫日升昌。
　　日升昌做的是汇兑买卖，就是你把银子交到它的柜上，拿上一张由商号开出的汇票，到别的地方就可以凭票再把银子取出来。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当时人们把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号叫票号。
　　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做这种生意的商号。在它开张之前，老百姓出门办事，不论是经商还是投亲访友，都得亲自背着沉甸甸的银子上路，既费事又不安全。有了日升昌这样的商号，人们再出远门就方便多了。
　　大家都觉得方便，自然登门做生意的人就多。日升昌的买卖也就越来越红火。
　　那么日升昌的生意兴隆和苏州城的市场波动，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828年春天，苏州城里的官员终于找到了物价飞涨的原因。当时江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巡抚陶澍向皇帝解释说，“苏城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籍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办货，约可到银数百万两……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钱运到。”
　　原来苏州的市场波动，是因为那一年苏州城里一下子少了数百万两白银的现金流通，市面上银根吃紧。而这种局面，又是由于到苏州办货的北方商人彼此之间已经习惯用金融票据往来代替现金交易。当时在这些北方商人手中转来转去的汇票，恰恰又几乎全都是由山西那家叫日升昌的商号开出来的。
　　大清国的官员，苏州城的老百姓，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金融流通方式的改变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
　　平遥是山西中部的一个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县城。
　　直到今天，在这座县城中都处处可以看到传统中国的色彩。一圈高大的城墙把城市围在当中，城墙的背后是一条条狭窄但排列整齐的街巷，街巷的两旁大片大片分布着青砖灰瓦的四合院。
　　日升昌就坐落在这座县城的西大街上。
　　由于地处偏僻，今天的一些学者把日升昌形象地称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1823年，清道光三年前后，一个叫雷履泰的山西商人开办了日升昌票号。在那以后的一百年时间里，陆续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这些票号曾一度控制了整个大清国的金融流通。正因为如此，山西票号被当时的学者梁启超称为“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胡光明：“你看它这个，因为跟俄罗斯的贸易到跟南洋各岛的贸易，还有就是日本、朝鲜这块，往来贸易后来越来越密切，所以它就需要大量的银钱现金来支付。要是要现金支付那很困难，就订票号，这个拨兑是最方便的办法，省人、省力、快捷，它要求速度。所以咱们山西票号，它的经营范围很广。到欧洲这边一直到莫斯科这边;到日本到东京、横滨、神户这些地方都有;南洋，到新加坡那边。”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清朝政府的财政，政府的金融流通，更多地仰仗于票号。”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兆祥：“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汇兑网络。仅日升昌、蔚泰厚两家，就在北京、苏州、汉口、广州、长沙等地，开设35家分号。”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滨下武志：“我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一批有关山西票号的账簿、信稿。我们整理发表资料集，然后我们发现，山西商人有些活动不止国内，还有些国外，或者是亚洲，东亚一带的金融网络。”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郑仲惠：“还有一个韩国的仁川也有，分行设立的是1907年左右。”
　　今天在山西的这座县城中，虽然仍流传着许多关于票号创始人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的传说故事。
　　这个小村子是雷履泰出生的地方，它在行政区划上的名字叫细窑村，但村里人却把这里叫雷家堡。村里人之所以这么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雷履泰经商致富之后，曾在这里修建了很大的宅院。
　　细窑村雷家堡村民：“去哇，到那家院儿去看一看。出了大门，抬着椅子，雇的伺候的，我们都是听说的。他出来一般人就躲开了，他不和你们多说，雇的长工、短工，用的高骡大马。”
　　细窑村雷家堡村民：“他是我们邻居，据老年人说，原来他在我家对门开的染坊。”
　　细窑村雷家堡村民：“雷履泰不了解，不了解，不清楚。”
　　昔日雷履泰一砖一瓦盖起的院落，如今只剩下这个门楼还能依稀证明它们的存在。实地的调查很令人失望，翻遍了山西省的史籍方志，竟然也找不到叙述雷履泰生平的只言片语。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书里甚至连票号两个字都没有提到过。雷履泰确切的生卒年代无据可考，据推测，他的去世距离今天大约过去了130年。面对历史长河，这个时间算不上久远，但史料的缺乏使我们原本应该清晰的目光变得模糊。
　　这本书是研究山西票号最早的专著之一。它成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书的作者是当时北平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陈其田。他在写这本书时，山西票号的许多伙计、掌柜还都健在，但即使是这些人除了能认定票号确实由雷履泰创办之外，对票号创办初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却知之甚少。
　　出于无奈，陈其田只好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关于票号起源的种种传说，全都收集到自己的书中。这些传说中最离奇的一种说法就是山西人挖到了闯王李自成埋下的宝藏，凭着一大笔飞来横财，开始了独步中国金融界的历史。
　　关于票号的各种说法，至今都很难完全取得一致。那么票号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这个我想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想至少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这个票号作为专业汇兑机构，如果光异地资金汇兑，至少得有这么几个先决条件，第一，得有分支机构，在异地没有分支机构，你怎么汇兑；第二，得资本雄厚，你在这里接上钱，把人家钱收下，异地付款，异地你得有款可付，有白银子在那个地方给人付，所以资金实力一定要雄厚；第三，信誉卓著，如果你没有信用，你没有，或者去了以后，（银子）提不出来，人不相信你，就不敢把钱交给你，信用卓著；还有呢，就是组织人员的技术，如果说人员水平不高，技术力量不行，比如说，让人冒名顶替呀，欺诈呀，最后把钱给骗走了，这也不行，还要有一套业务技术。这几个条件，刚才我说四个条件吧，这几个条件是票号专业机构诞生的先决条件，那么，这个谁能做了呢？只有山西商人才能做。”
　　票号是一种金融组织。历史上，不管是哪个朝代，也不论是什么人，若想在金融方面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拥有相当雄厚的商业资本。大约从清初康熙年间到清末光绪年间的三百多年时间里，中国实力最强、财富最多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了。
　　清道光二年，日升昌开业前后，当时著名文化思想家龚自珍为了缓解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稳固西北政局，曾向皇帝建议，将内地的大量人口，向西北边疆地区迁移。
　　但龚自珍认为这个政策不适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江浙，因为那里居民太柔弱，经不起西北的风沙。另一个就是山西，因为这个地方太富裕了，没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龚自珍用了这样一个词“海内最富”。
　　清咸丰年间，公元1853年，清朝宗室惠亲王绵愉对皇帝说，“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风闻近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家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矣。”
　　拥有雄厚的商业资本给山西商人提供了开设票号的必备条件。但仅靠这一条理由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票号这种先进的金融组织最终会诞生在山西。
　　这是一张清朝时，山西商人的商路示意图。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首先在清朝中国的版图上，山西基本上居于中央位置，这就使得山西商人在南来北往的商品流通中，占据了一定的地理优势。
　　其次，山西商人的行商区域虽然广阔，但大体以西北为重心。这是因为，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中原和江南等富庶地区的商人，在本地投资就可以发家致富，并不一定愿意再到那里做生意。山西商人正好抓住这种机遇挤了进去，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培养起了一个广阔的市场。
　　山西商人是中国商业史上最先做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商者，他们在全国遍设分号。货物不论运到哪里，都有山西商人设在当地的机构组织安排，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山西商人。这种在当时近于网络化的经营方式，为票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这些原因还只是对票号的横空出世产生一种间接影响的话，那么山西商人对商业资本的需求，经过当铺、钱庄这两个重要阶段之后，最终使票号在山西得以诞生。
　　当铺是中国最古老的信用组织，开创于南北朝时期。到清朝，它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传统社会中，当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的晴雨表，某个地方当铺越多，说明当地银钱流通量越大，经济也一定十分活跃。
　　清康熙年间，山西省有四千六百多家当铺，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到了乾隆朝，山西人开的当铺已经遍及长江以北地区。当时的一位文人说，全国经营当铺的“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
　　经营当铺只是山西商人在金融业中的初步尝试，这并不能满足他们筹集商业资本的需要。因为当铺自身本金很少，与它打交道的又几乎都是普通百姓。为了满足筹措资金，山西商人在清乾隆年间创立了一种全新的金融组织——帐局。虽然帐局的出现，使原有的金融发展速度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它还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做生意的特点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它的所有业务基本上都集中在同一个城市之中，这就使它类似于现在的地方性银行，不能开展全国性的业务。但当时山西商人开设的商号遍布全国，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汇通天下的金融业务。
　　终于到了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山西商人雷履泰在平遥城开设了中国第一家经营异地汇兑业务的金融商号——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的开办不仅对晋商的商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对整个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既办理存放款，又进行汇兑，这就基本上具备了早期银行的特征，所以我们可以说，晋商的帐局、票号啊，实际上是开启了中国现代信用制度的先河。”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君健：“应该说是多方面的，这里边当然比较显著的，我想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比较显著的，应该是在票号方面，金融方面。因为金融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有了信用，有了这种信用以后，商业的规模才能扩大，商业的范围才能更加广阔。而这一点呢，是从晋商开始的，我想。”
　　这个房间的第一任主人，就是日升昌的创立者——雷履泰。不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这里都不像是一个商人的办公场所，它更像一间供人清修的静室。这样的布置，其实很符合雷履泰的需要。
　　在票号创立之初，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雷履泰就是这样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这是因为要想在一片白地上凭空构筑起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有太多的问题要经过苦思冥想，才能寻找出答案。
　　首先票号是做银两汇兑生意的，这种生意就是在一个地方存了钱，凭一张汇票，就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把钱取出来。对于现代社会，这样做非常简单，因为现在的货币是由银行统一印制，全国各地使用起来都一样。而当时的情形并非如此，货币主要是指白银和铜板，这些白银和铜板，重量、成色千差万别。既然要汇兑首先就要求公平。甲地存的银子到乙地取时，含银量必须一致才行。雷履泰要想做到汇通天下，就必须在千差万别中，找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平遥钱庄博物馆导游李晓繁：“在以前的银子，它产于不同的地方，当时银子的成色肯定会不一样的。所以当时山西商人为了鉴定银子成色，编了这么一首歌：‘天津化宝松江京，纹银出在广朝城，上洋豆规诚别致。’咱们再看一下这边倒数第三行的：‘金陵顷化是足色。’”
　　记者：“它这是说的什么意思呢？”
　　平遥钱庄博物馆导游李晓繁：“就是说在当时南京的银子叫做顷化银，天津的叫做化宝银，北京的叫做松江银，上海的叫做豆规银。就是说在南京的银子，当时含银量是最好的，含银量有97.3%。而上海这边的豆规银，它就要差一些了，含银量只有73%了。咱们在这打个比方说，比如您是个顾客，在咱们票号存南京的银子是一百两，而要取上海的豆规银，那么取的时候它不是一百两了，要取到一百一十两。就是说当时它存在一个汇率的差别了。”
　　这样的做法并不高深莫测，据考证，雷履泰也并不是第一个想到解决银子成色差异方法的人。但雷履泰却是第一个运用这种方法，创造出巨大的商业利润的人。日后票号业将近四分之一的盈利就取自这种方法，当时他们叫“平色余利”。但光凭一个聪明的点子，日升昌还不能开门做生意。
　　雷履泰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汇票的防伪。汇票说白了就是一张日升昌自己做出来的纸，如何让一张可能是价值千金的纸，变得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呢？
　　平遥票号博物馆导游王芬：“这个密押是汇票防假方法之一，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月对暗记，‘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听起来像是叮嘱小伙计谨防假票的冒取，其实十二个字分别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而堪到明三十个字，代表一个月的三十天。以前是农历没有阳历，所以没有三十一了。票号说盘，客户回答说数。这个密押它是不定期地更换的，生意好的时候三个月换一套。票号成立于1826年，1921年歇业，九十五年以来总共换了三百套密押。据史料上记载，没有发生过一起被冒领的现象。”
　　密押和背书，这种一百多年前，晋商采用的技术防伪手段，至今还在银行业务中使用。为了防伪，晋商还设计构想了其他的方法。
　　民间收藏家陈小健：“你像这枚章，它就是防伪章了，图案是个什么，图案是个太平有象，底下是个大象，上面有个花瓶，花瓶里还插着三根戟，原来古代的兵器，实际这个东西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太平有象，这是个吉语，吉祥话，还有就是个平升三级，有这个双重意思。这个章的意思主要就是起防伪功能。看这枚章也是防伪的，实际上，有这个防伪功能，也可能是搞这个雕刻艺术的人他搞的，反正这个东西应该属于微雕，这个内容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完整的一篇，好像是三百四五十个字，这个雕刻也比较细。”
　　当时山西商人甚至已经开始使用水印技术来保障汇票的安全。可惜的是由于票号严格管理，没有流失过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所以今天我们只能从这张由他们自己印制的钱票中见到这种原始的水印。
　　除了这些经营手段之外，雷履泰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建立起一套规范的信用制度。
　　现代信用制度是建立在一套成熟而完善的金融法规基础上的，但在当时封建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并没有法律约束，在这种情况下，雷履泰要想以制度的方式建立起诚信守则，的确是难上加难的事。
　　这里是日升昌的正厅，在日升昌经营的近百年时间里，只有一些与它有大笔生意往来的客户，才有资格被请到这里。把这些条幅一本正经地挂在这里，用意很明显，一是标榜信义是票号的立身之本；另一层意思大概也是提醒来人，能和票号一样，本着这种信义原则做生意。
　　在票号内部，每个入号学徒的小伙计，都要经过长达数年的观察和训练，这种训练从日升昌创办之初就开始了，在此后一百年时间里，它作为票号最珍贵的传统，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民国初年，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曾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职业训练。
　　“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遴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就无以知其究竟。”
　　“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清朝的一些经济学家，一些官员，对于晋商的诚信是有很高地评价的。好比许枚曾经讲过，他说，‘千金纸票，予金而兑金，并且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这是道光年间许梅讲的。到了咸丰年间，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就讲过，他说，‘各省银号汇兑银两，银钱累万，竟以一纸为凭者，信也。’”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经过票号几十年的发展过程，汇兑业务的这几种业务，票汇、信汇、电汇都由票号把它完善起来，以至于后来，到1893年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所谓的中国第一家以新式面目出现的银行，在这个银行之前，我们国家汇兑的种类都由票号创办而完善起来。”
　　日升昌的生意，在雷履泰大掌柜的操持调度下日益红火的时候，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打断了它发展的正常轨道。这件事不仅对日升昌未来的命运产生了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整个山西票号发展的历史。
　　事情的起因是雷履泰大掌柜病了。雷履泰的病，并不会马上影响到日升昌的生意，因为在当时日升昌票号中，除了雷履泰大掌柜之外，还有一位十分能干的二掌柜，他的名字叫毛鸿翙。
　　按理说，大掌柜病了，日升昌日常的生意该交给二掌柜打理，可是因为雷履泰并没有离开这间大掌柜房，这就使得毛鸿翙的处境应了那句老话，“丫环带钥匙，当家不做主”。日升昌的大小事情，最后还得由大掌柜定夺。
　　就这样，一场危机就在这狭小的空间中酝酿起来。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雷履泰生病了，毛鸿翙就对财东讲，他生病了是不是就请他回家去，回家休息，财东也不知道他自己另有意图，然后就请这个雷履泰回去了，这时候毛就乘机掌管票号的一些实权，他来操作。”
　　几天之后，东家在雷履泰的桌上发现了一批雷履泰写给各分号的信。信的内容是命令遍布全国各地的分号暂停营业，准备撤回。
　　东家大惑不解地问雷履泰为什么这样做？雷履泰说，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经营布置的。你现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号收回来，好让新人重新安排。
　　终于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在他回来的前一天夜里，毛鸿翙在屋里给东家留了封信，自己却走出了日升昌的大门。毛鸿翙离开日升昌之后，马上接受了别人的礼聘，创立了一家叫蔚泰厚的票号。
　　蔚泰厚的号址，就结结实实地扎在日升昌隔壁，这肯定不是一种巧合。毛鸿翙的这番举动，或多或少有与雷履泰一较短长的意味。不仅如此，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在他的调度下，又有四家票号相继开业。它们声势相通，左右迎和，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集团，这就是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
　　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台上伸展开来。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翙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号。毛鸿翙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翙，毛鸿翙马上还以颜色，给孙子起名毛履泰。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雷履泰去世。
　　让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两位杰出的晋商代表人物，能联手将自己开创的事业推向更高的层次，却在事业成功之时分道扬镳。对于其中的谁是谁非，任何一个现代人都不能轻易地做出判断。重要的是应该记住雷履泰和毛鸿翙，以及他们创造的令后人叹服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