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码头的昼夜
鹿泉在明末清初就闻名全国，地处山西、陕西与河北的交通要道。其中以铁货经营最为著名，当时实力雄厚的山西铁器商人很多，他们共同出资在获鹿修建会馆，作为经商的山西人聚会、居住的场所，也是进行买卖的商务中心。
铁行会馆始建于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整个会馆面积1450平方米。铁器商人在这里的活动一直延续到民国，大约二百余年。
鹿泉的商业于何时开始兴盛，这个问题很难查考。所有的资料里只找到一句话：“自唐宋至明清，贸易范围远至冀东、辽宁及川陕一带。”（《记忆鹿泉》）其实，仔细一想就可以知道，鹿泉的商业地位，应当是与古驿道相伴相生。历来人们喜欢强调古驿道的政治军事意义，强调帝王将相们的故事，但当那些大人物身影远去，更多在古驿道上往来穿梭的，是商人、手工业者、平民百姓。是他们造就了这一“线”的繁华，而鹿泉，就在这条线的东口。“凡东货西运，至此必改车运为驮运。凡西货东运，至此必改驮运为车运。这一装一卸之间，造就了货物集散、人客往来的一片繁荣景象，鹿泉由此被称为旱码头。”《记忆鹿泉》主编郝庆寿说。
用今天的思维简单理解，过去的获鹿城相当于一个大批发市场。但又不止于此，本地亦有石材加工、烧石灰等工厂，有许多前店后厂、集手工业与商业于一体的店铺，更有饭店等发达的第三产业。还是按地域来说吧，据西关（解放后划为六街）老人张永乐回忆，沿古驿道自西向东进入鹿泉，经胡申铺到白鹿泉时，即已有饭店、茶棚等餐饮服务业。向东到土门关两村，商铺多了起来，不仅有餐饮住宿，还有药房门诊、日用杂货等。出东土门，沿驿道进入县城西关，就进入获鹿城的繁华商业区。这里的店铺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粮店、布店、药材店、山货店……其中，有两种店与运输有关：麻绳店和骡马店。西关街的西段多麻绳业作坊，为来往驮户添充绳索套股。中段有骡马店五六家。所谓骡马店，是供客商及骡马休息的旅店。古驿道上走不了大车，运货全靠牲畜驮，甚至得用骆驼，比如运送山西铁器中的大口面锅，只有骆驼能胜任，“那时候街上的驼铃声整宿不住。”
出了西关街东阁，即到太平河河滩。那时，从西关到南关，整个太平河沿岸都是繁华的商业区。虽然河岸高处有固定店铺，但更多的是地摊儿。“太平河是条季节河，不到雨季，每天都是市场。”南关（即四街）老人赵九辰说。郝庆寿回忆，如果赶上集日，河滩里更是人头攒动。饭市（即小吃摊）、枣市、荆货（即荆条编的各种器皿）市、钉鞋市、糠市、冷货（即不常用的东西，多指各种玩物）市、估衣（旧衣服）市、花生市，各占一区。
“太平河商业带”的两头，一头是西关，除西关街以外，在西门北侧还有牲口市和人市。所谓人市就是雇人的地方，雇短工、雇奶妈、乞善友（也就是找厨师），都在这里。商业带的另一头是南关，这里有多条商业街。南门直冲着南关大街（今向阳南大街），这里多门面豪华的茶叶店、花（棉花）店等。南门外边，沿城墙根儿向西延伸的是海仔沟（当地读为“海子沟”），这条商业街上卖什么的都有，门面华丽。南门以东，沿城墙根向东并北拐通到东门的那条路，叫顺城关，这里有钱铺（相当于银行）、鞋铺、烟袋铺、丝织铺等。
东门内外，多饭店、旅店、妓院。这里是富商大贾谈生意并消费娱乐的地方。赚了钱的或到饭店吃吃喝喝，或到妓院寻欢作乐。旅店中讨价还价的争吵声、酒楼里的猜拳行令声，妓院传出的丝竹乐声及笑声骂声，响彻整条东关街，很晚才能安静下来。
与东关的夜生活相对应，潭沟街的生意人是早睡早起的好榜样。在顺城关以南，从南关大街向东延伸一条潭沟街，这里的店铺以铁器行为主，批发山西铁货，如种地必不可少的锄板、铁锨、犁铧，做饭必不可少的大小铁锅。每天一早，西来的骆驼骡马，东来的大车小车，都集结在潭沟街，卸货装货，人喊马嘶，混杂着驼铃叮当，热闹一上午。晚上东关最热闹，而白天这段时间属河滩大市场热闹。故而当地有俗语：“早潭沟，晚东关，不早不晚下河滩。”
晋商以会馆为家
在往来于获鹿城的商人中间，晋商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在获鹿城建了自己的行业会所。铁行会馆（亦称东会馆）就是山西铁货商集资建的，它在过去的潭沟街东头、今天的会馆路上，如今这里是部队驻地。鹿泉文保所张所长带我进入，这是一组由前后二进院落组成的建筑群，据张介绍，除照壁、山门（同时也是戏楼）、钟鼓楼已毁外，其余如东西碑亭、前院东西厢房、过厅、后院东西厢房、正殿东西耳房、正殿等十余座建筑，都保存基本完好。
我对正殿印象深刻，其面阔三间，悬山顶，前带卷棚顶抱厦。与一般抱厦的房顶和正殿房顶相连不同，这座抱厦是在正殿前边另建的，房檐矮于正殿，虽与正殿“勾心斗角”，但并不是一体。抱厦石柱上刻着两幅歌颂关羽的对联：“大义参天志士仁人齐俯首，英名盖世愚夫庸妇亦倾心”，“豪杰虽为圣人绍文宣而兴起，英雄得称夫子开武穆之韬钤”。穿过抱厦走进正殿，屋里空空如也，想来既然晋商崇拜关羽，原来这里应该有关公画像或塑像。
对于初访者来说，正殿最吸引人的是檐下那些斗拱，几乎没有不雕刻装饰的，其中“斗”多变化为云朵状，“拱”、“昂”多变化为龙头和如意云头。这种“花式斗拱”，在我所走访的本地古建筑中，只记得苍岩山两座桥楼殿是同类样式。井陉那地方与山西多有交融，而铁行会馆又是山西人所建。驻在这里的修缮施工单位工作人员小曲说，这座会馆是典型的山西风格。我问何为山西风格？他说：见多了，一看就知道，但一下子也不好概括，最后举了一个例子：三雕（木雕、砖雕、石雕）精美。
有钱！没钱哪能雇的起好工匠如此精雕细刻？但“有钱”绝不是晋商仅有的“符号”。他们既吃苦耐劳，又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团队观念，秉承传统礼义道德，他们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在中国经济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也在大江南北留下了多座晋商会馆、山陕会馆。张所长告诉我，各地晋商会馆都有一个共同点：前为戏楼，用于演戏酬神等活动，后有正殿，供奉关羽像。清朝时，在晋商商号中曾有过一个规定：所有从业人员，都不得在商号所在地携带妻子家眷或结婚纳妾，而探亲分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个月。因此，从十一二岁入号，到六十岁退休，一生中回家探亲的机会最多不过十几次。为了淡化思乡之情，他们以会馆为家，逢年过节张灯结彩，备好美酒佳肴，又请戏班唱家乡戏，以娱乐身心，排遣寂寞。事实上，会馆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既是宗教场所，又是同乡商人的落脚处。
与东会馆遥遥相对，在县城西南牛山山坡上，有一个由山西和获鹿两地商人（包括钱行、杂货行、棉花行等）共同创建的西会馆，名“晋鹿会馆”，又称“山右会馆”。其规模更大，原有三进院落，占地近5000平方米。现仅存一座大殿、东西两座厢房，外加两座石牌坊，为鹿泉“市保”单位。石碑显示，西会馆创建于清乾隆三十六年，重修于清宣统三年。
东会馆比它的年代更早一些。1991年，部队在办公室门前发现了一通石碑：“建修悬钟石牌坊记”，此碑不仅告诉了人们东会馆的创建年代，更记述了民国初年商人们的忧国忧民之心：“自古祀典昭垂礼乐并重，钟之器亦乐中一器也。铁行有前清雍正二年创铸之钟，旋即时运承平，神人以和，弃未悬设。及至民国肇基，于今四载，中外不靖，殊失前日之和，世人犹睡如梦。故建坊特悬□（已佚）子午钟，届时一鸣，金声四达，岂惟足以动神听，亦且警梦醒，爰勒诸贞珉，以冀永垂不朽云。是为记。”
盘点鹿泉还未写到的两处“省保”，都属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一类，都与当地的工商业有关：一处是山西商人在鹿泉盖的会所，一处是申后村人在山西发财以后回来盖的豪宅。老房子沉寂角落多年，再也不见当年富商大贾进进出出，街巷间再也不闻讨价还价的高声喧嚷，因为鹿泉作为旱码头的时代已经远去，但人们一直难以忘怀，他们在记忆的角落里细细搜寻，试图还原那个时代的画面、声音、气味、颜色……
拒建火车站 繁华向东移
现在，东会馆的钟、悬钟的石牌坊都找不到了。想当年，一群穿着长袍马卦的商人，庄严地聚集在石牌坊下，其中一位年长者用力敲响大钟，钟声回响在老城内外。他们希望国人怎样警醒？他们认为一个“醒来”的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世界？
清末民初，先是八国联军入侵获鹿，后来又有晋、奉等派系军阀在此混战。八国联军（主要是法军）在获鹿呆了不到一年，被驻守井陉的清将刘光才打败后就退走了。后来的军阀混战，从1920年一直持续到1927年，当地商业受到严重打击。获鹿县专门设了“支应局”，为过往军阀提供车辆、粮食等物资，当然，这些都得从老百姓身上出，摊派到商户头上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
但这只是旱码头衰落的原因之一。隐藏在动荡时局背后的，是新生产力的崛起。1901年，京汉铁路（时称平汉铁路）开通了，但车站没设在获鹿，设在了获鹿县境内东部小村——石家庄村。据郝庆寿考证，当时，施工者勘察选址时，打算将获鹿车站设在县城东关外、海山西侧的校场岸一带。消息传开，以县绅王字润、葛朝纲为首的一班人坚决反对。他们以战后余悸未消、建车站会破坏获鹿这块风水宝地为由，一再申请抗拒。当时的县知事是谢鉴礼，他深知在获鹿设站对其今后的经济发展大有好处，耐心开导王、葛等人说：“车站是交通之枢，是商贾集中之地。工商繁茂会给县城带来繁荣富庶。他人求之不得，你们为何挥之犹恐不去！”这帮人回答说：“纵有万金之利，亦不愿获鹿设站。”在县绅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下，谢鉴礼只得进京谒见其知遇恩人某王爷，请为从中斡旋。最后答应车站移至县城东三十里外镇头区东北的石家庄村。县绅们仍顽固请求将车站移出获鹿县界。谢鉴礼说：“获鹿所以能日进斗金，主要赖其为秦晋出入的咽喉要地。铁路修通后，县城工商势必一落千丈，旱码头随之衰退，我不能为后世遗此穷困之患。车站定在石家庄村，所属获鹿县，还可从中受到利益，决不再外移！”
1906年，平汉铁路全线通车。第二年，正太铁路建成通车。从此，山西的铁货、粮食，再也不用骆驼、骡马驮运了，而东货西运也直接走火车，不需要再在获鹿城停驻。县城一些大的商号逐渐东移石家庄，旱码头的地位被一个蕞尔小村所替代，谢鉴礼的话不幸言中。对于这件事，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议论纷纷，对王、葛等县绅多加指责，说好事坏在他们手里。郝庆寿认为，王、葛等人反对在获鹿设车站，其出发点也是为获鹿着想，并非为谋求一己之私利。给他们戴上一顶思想保守、目光短浅的帽子也就够了，不必再过多指责甚至戴上“历史罪人”的大帽子。“原属获鹿县的一个小村发展成了大都市，这对于获鹿来说未必是坏事。车站建在石家庄，固然使旱码头受到很大影响，或者可以说旱码头已经东移到石家庄，南三条取代了海仔沟，但获鹿也没有像当年谢鉴礼说的那样留下了‘穷困之患’。鹿泉的综合实力还是有目共睹的。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土地，这里的人，都是优势。”郝庆寿信心十足地说。
巍峨的高家大院
在获鹿县城东边，快到石家庄市区西三环的位置，有一个大村名为申后。申后村的东部已开发为果岭湾、神奇庭院等小区。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之间，有一片灰瓦灰墙的老式住宅圈在围墙内。当我好不容易找到它，叩开围墙大门，爬上旁边省文研所在此新建的大楼楼顶，向下俯瞰时，我深感遇到了此番鹿泉之行最好的建筑风景。
三进院落，除了东南角的门楼缺失了，其他都保存完好。十余座、几十间房屋围成三个四合院，足以称为“建筑群”。且这些老房子风格如此一致，特征如此鲜明：其梁架举架高陡，使得屋脊异常高耸，使得只有一层的瓦房，看上去竟比今天的三层楼房还显高。所有房子都是起脊硬山顶，从侧面看都是一致的高耸之态，让人联想到一波一波的海浪，抑或一座一座的山峰，于无声处形成了一种韵律、一种节奏上的跳跃感。
据说，这是典型山西风格的建筑群，体现了山西民居的特点。我也看出这里“三雕”精美：石柱下的鼓形柱础上都刻着精细的人物故事图案；房檐的砖雕有的部位采用了透雕；门楼正对着的影壁墙更是大幅砖雕作品，只可惜在动乱的年代，图案被砸掉很多，如今人们猜不出原来图案是什么，宁可不补，也不随意增添、违反修旧如旧的原则。
高家大院注重细节，但装饰却并不繁缛，总体上给人以简洁大气之感。而且，由于建成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历时三年，建成于1927年），因此这院落里又融进了一些西方元素，有许多不完全遵循古制的做法。如正房门窗，有的是中式风格，有的是欧式风格；既有木格扇，又有百页窗。
高家大院的建造者是申后村人高鸣蛟。当年，如果他生意一帆风顺，如果他如愿将另两处大院建成，这里又将呈现出怎样宏伟的景象！
了解高家故事的过程并不顺利。我走访了多位老人，来拼起当年故事发展的链条。王贵龙等听老辈人讲，高家在申后村没有什么地，他家发财是到山西阳泉开煤矿。但挖着挖着与别人矿界打通了，因发生透水，对方才得知，于是把他们告了。对方是否如某些村民所言有阎锡山“罩”着，不得而知。如果对方是本地矿主，想来外地人不太可能受支持。高家打官司花了很多钱，自此家道败落，撤回老家，兄弟三人各建一处宅院的愿望也没实现。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高家一段时间还很有钱。可祸不单行。高鸣蛟有个小弟弟，想到部队当官，于是频繁给部队长官送钱，结果上司看出他家有钱，有一次竟把他关起来，声言如不给钱，立马枪毙。他家人凑了好多钱，才把人赎回来。王贵龙认为并非此人犯了什么错，纯粹就是被上司勒索。
“就这样折腾，高家还没空。”王贵龙说，后来，有军队（大概是皇协军）住进他家，把他们撵出去住。期间当兵的上房抓鸽子吃，无意间在屋顶（毛头纸吊顶里）发现了银元财宝，“这下当兵的发财了，把他家所有房顶都掀了，高鸣蛟活活气死，高家彻底败了。”
解放以后，高家的儿子们去了京津，再没回老家。土改分房，跨院分给了高家亲戚，而主体院落分给了贫下中农。但贫下中农们并不敢去住。原因有三：第一，当时刚解放，怕时局有变，住进去再被赶出来；第二，住不起。王贵龙举例，平常人家的窗户很小，高家三间正房五扇门窗（包括隔扇），光换窗户纸就换不起。更何况冬天，平常小屋用柴火烧炕就行了，他家屋子那么大，不烧煤暖不起来，谁烧得起煤？第三，怕“压不住”。据说，大院最高的那间房，屋脊比北邻的关帝庙还高，人们觉得自己一介平头百姓，哪压的住这么高的房子，“没那个命。”大队也不占这房子，很快房子归了公。县里多个单位占用过。
如今，文物部门花费不菲的资金，对高家大院分期进行修缮。这让人想起当年高家盖房时花的功夫，王贵龙透露的细节让人难以置信。“夯地基的时候，抬起一千多斤的大石头往下砸，一早起两三个钟头时间，砸3下。一天砸16下。铺瓦，一天铺一米来宽的一溜儿，主家说是不是山西工匠嫌饭菜不好，请请他们吧。请他们吃完喝完，却回复说：全部掀了重铺，从现在开始，一天铺半米。主家想不通：请你们是为了加快进度，这样不是更慢了吗？工匠答：这样铺，保证房顶十五年不漏雨不长草。”
看着高家大院这样的“作品”，我很感慨，现在的楼房，有多少能称得上是“作品”呢？
来源：燕赵晚报文/记者 安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