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与晋商会馆

　　晋商所建之会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关帝庙为主体建筑，把关羽作为拜祀的主神，一般在山门上的题额即标明关帝庙，同时标明是山西会馆或山陕会馆。会馆除了按时举行祭祀关帝的仪式外，其重大集会、议事都在拜殿，即在关公神像前举行；既娱神又娱人的演戏在乐楼举办；会馆的日常事务则在关帝庙的附属建筑如廊坊、偏院中进行。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会馆即关庙，关庙即会馆的特殊形制，在关公信仰中独树一帜。

晋商会馆的分布和建筑形制

　　明、清两代，在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下，关公崇拜走向极盛。此时，恰巧也是晋商即山西商帮雄居全国十大商帮之首、发展到鼎盛之时。于是，在遍及皇都、城乡、边关、海隅的众多关庙中，一种特殊形式的晋商会馆关庙应运而生，随着晋商的足迹，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商业都会、商埠码头、商业集镇拔地而起，炫金耀彩，令人瞩目。

　　晋商会馆开始出现于明代，到清代大盛。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仅在北京的山西籍工商会馆就多达43所，在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安徽、四川、福建、广东、广西、辽宁、吉林、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几乎所有省区的大都会、大商埠和重要商镇码头都建有山西会馆或山陕会馆。在许多省份，山西会馆或山陕会馆下伸到中小城市以至商业发达的乡镇。以河南为例，山西会馆或山陕会馆不仅在当时的省会开封有，古都洛阳有2处，重要水陆码头社旗、周口有，而且许多州府所在地、县城和乡镇都有。如南阳城关、社旗镇、石桥镇、瓦店镇、禹王店有5处山陕会馆，唐河县、淅川县、邓州城关和急滩镇均有，内乡县城关、桐柏县平氏镇有，镇平县城关镇、贾守镇、石佛镇、黑龙集、侯集有5处，新野县有2处，西峡县西峡口镇有，禹州有，汝州有，叶山县城北关、龙泉、旧县、康城有4处，襄县霍堰镇有，鲁山县城关、廊庙、张良有3处，郏县、舞阳县、商城县、上蔡县、正阳县、商丘县、永城县、渑池县、永宁县均有，林县城南关、合涧镇、林淇镇、姚村有4处。以“星罗棋布”四字形容晋商会馆的分布情况毫不夸张。

　　晋商会馆关庙，并非在会馆中建关帝庙，一般也不是把关帝庙改作会馆。无论对现存的所有山西会馆、山陕会馆等进行实地考察，还是对现已无存但尚有碑记文献资料可查的会馆进行研究，都可以发现：会馆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是直接尊奉关公的大殿、拜殿、春秋楼、寝宫、牌坊以至戏楼歌台，会馆的主要活动除祭拜关帝外，其他有关重大事项的集会、议决、调解也需在“关圣帝君”面前由神明监督进行，连戏楼歌台上的演艺活动，也是娱神娱人兼而有之。会馆的附属建筑如厢房、偏院，在建筑布局和形制上同主体建筑融为一体，在建筑功能上既是筹办祭祀、酬神之处，又是同乡商会和行帮日常办事、接待之所。晋商会馆关庙的山门门额题名中，往往也是把“大关帝庙”、“关帝庙”和“山西会馆”、“山陕会馆”等同时并举，巧妙结合。甚至在对会馆的称谓上，当时或当地人多称之为“关帝庙”、“山西庙”、“山陕庙”，而在书面记载或研究著作中又多称之为“山西会馆”、“山陕会馆”。因此可以说，晋商所建的关帝庙就是会馆，或者说晋商会馆就是山西或山陕商人行帮捐款集资修建的关帝庙。它是用作“祭神明而联乡梓”的神庙与会馆相结合的建筑，是兼具精神领域里的信仰、教化功能与世俗生活中的商业会馆功能的处所。

晋商会馆的创建动机和历史作用

　　晋商设会馆而建关庙，合二为一，其原因或动机，后世人也许一时搞不清楚，其实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就不难理解了。其一，是为了提高商人和商业的社会地位。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采取抑商政策，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地位最低，几乎与贱民同列，同官府和社会各界打交道是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皇帝、朝廷、官府把关公崇奉到极高的“帝”、“圣”、“神”的地位，晋商顺应时势与潮流，通过崇奉关帝，从政治态度上、社会影响上、自身心理上和日常公共关系上，都使自己的社会形象得到提升，社会地位得到改善，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别是通过关公所体现的忠义诚信精神，是晋商所推崇的“以义制利”、“诚信经商”和儒、商“异求而同心”的理念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把“商”与“士”摆到了平等的地位上。其二，以关公是“山西老乡”的特殊身份做号召，凝聚本籍商人的人心和力量，联络和团结邻省如陕、甘的商人，壮大晋商的实力，并以关公的“神明灵验”和忠义诚信精神，提升同乡、同业的商业道德水准，强化同乡、同业的自律规范。其三，显示晋商的经济实力和势力，达到提高商业知名度、信誉度和扩展业务的效果。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虽有改善，但在建筑规制上仍然受到律例的严格限制。包括商人在内的普通百姓甚至下级官员建房，面阔不得超过三间，大门只能建一间，装修不得采用琉璃、鎏金、彩绘，不得使用龙、凤等图案。总之，规定很严，限制很多，违制即予严办。按这种规制建起的房子，与晋商的经济实力和欲望显然是极不相称的。于是，在晋商老家宅院的建筑上，他们通过捐官取得虚衔，合法地突破了这些规制。晋商会馆在建设上，采取建关帝庙的方式，这样不但可以突破这些规制，而且因为关帝是“帝”、是“圣”、是“神”，因此可以采用最高等级、最高标准建房，甚至与皇宫媲美也不违制。晋商会馆建筑极其宏伟，装饰极其华贵，可以说极尽豪华富丽之能事。其木雕、砖雕、石雕艺术之精湛，在皇家宫室园林和所有文庙、佛寺、道观中都极为罕见，令人惊叹甚至震撼。这固然有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但也是晋商显示实力、塑造形象、提高信誉度的需要，如同现代的大公司、大银行建造自己的总部大楼一样，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是晋商追求奢华、滥用资财。而这种实力和需要，在当时条件下如果只去建设“纯粹”的会馆，是发挥不出来和满足不了的。只有把会馆建成关帝庙，才能显示其实力，塑造出晋商不同凡响的群体形象。

　　晋商会馆对历史文化的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第一，它把关公的忠义诚信精神直接引入商界，作为经商的核心理念，是我国传统的商业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第二，它以巨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在建筑的布局、形制和装饰艺术上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使其成为古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把我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推向了最高水平。第三，它把举办戏剧演出(俗称“庙会”)以娱神娱人作为重要活动，以其经济实力和商业需要，有力地推动了秦腔、晋剧、豫剧、昆剧、花腔等许多剧种的成熟和繁荣，对我国传统的戏剧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第四，它拓展了关公文化的领域，丰富了关公文化的内涵，对关公文化的传播以至使其走向世界发挥了重大作用。对关公的崇拜和信仰，封建王朝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关公之“忠”，在于维护大一统的皇权统治；士大夫阶层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春秋》大义”，在于以“武圣人”关夫子体现“文圣人”孔夫子的儒道；一般民众的着眼点多停留在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和消灾免难上。晋商则通过会馆的功能，把关公的忠义诚信精神引入商业文化，引入经济领域，使之成为商业文化的主流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力，这对关公文化精华在近现代的传承是很有意义的。晋商遍迹于全国，民间流传者“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说法，他们发展到哪里，就把会馆关庙建到哪里，把关公文化传播到哪里。

　　当时，全国各地商帮一般都建有本籍会馆，各地会馆往往都供奉乡土神祗或本籍名人，如徽帮供奉朱子，浙帮供奉禹王，川帮供奉川主，福建、广东等地会馆供奉天后等等。因此会馆名称也各异，诸如“禹王宫”、“万寿宫”、“川主庙”、“天后宫”之类，只有山西或山陕会馆称“关帝庙”。由于关帝本为全国通祀之神，再加上明清朝廷自上而下的大力提倡，同时又有晋商经营的成功、发展的辉煌所产生的影响，最后逐渐演变为各地商帮除供奉乡土神祗或本籍名人外，普遍把关公作为商业的保护神和财神共同供奉起来，其中包括广东、福建等南方和沿海地区的商人。如广西太平府之宁明州，据旧方志记载，“有粤东会馆，在城东门外，盖粤东人商贾与此，醵金为之，以联乡谊也，内祀关帝”。在广西梧州上游不远处的戎圩，有明代所建关夫子祠，广东商人在“康熙五十三年，更祠为会馆”，“变本加厉，踵事而增华”(温汝适撰《重建戎圩会馆记》)。上海潮惠会馆“为堂二，于其前祀天妃，后之堂为楼，以祀关帝”(《创建潮惠会馆碑记》)。苏州的潮州会馆“敬祀灵佑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别祀昌黎韩夫子”(《潮州会馆碑记》)。再如重庆的湖广会馆中在禹殿的西厢附祀财神和关公，云贵会馆在正殿中崇祀“忠烈福主”、“福禄财神”、“关圣大帝”和“镇口王爷”。福建人在北京建的龙岩会馆，“馆内有一精致之大神龛，内祀历代乡贤先达神位，暨关圣帝君神位、文昌帝君神位、城隍尊神位”(李景铭《闵中会馆志》)。移民新、马地区的福建人崇拜天后、观音和关羽，同时崇拜地方神如清水祖师、广泽尊王、开漳圣王等。此后，又通过移居海外谋生经商的华侨华人，特别是闽、粤籍的华侨华人，把供奉关公的习俗带到了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并使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大的越南、韩国、新加坡和日本等国早已出现的关公崇拜更加广泛，更加深刻。追根溯源，是山西商人把关公崇拜引入中国商界，又通过中国商人把关公崇拜传到世界各国。到现在，全球五大洲的华人华商都普遍供奉关公，在华人华商集中的地方大都建起了关庙。

　　晋商会馆，在全国各地曾有数百座以至近千座，经沧桑变化，于今大都不存。现存的如江苏苏州全晋会馆、徐州山西会馆、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山东卿城山陕会馆、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周口山陕会馆、洛阳泽潞会馆、山陕会馆、南阳社旗山陕会馆、湖北襄樊山陕会馆、内蒙古多伦山西会馆等，大部分已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余的也均被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责任编辑：三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