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计有会馆1400余所

数百年前，由于语言、习俗的差异，移民与土著、外省人之间往往有着难以消除的隔阂，“大抵秦楚之人多剽悍，闽粤之人多诡谲，奕博蹋鞠之风，雀角鼠牙之事，往往有之”，出于对故土的眷念以及同乡相互信任、依赖的需要，会馆便应运而生。

　　语焉不详的史料并不能向我们提供谁在四川兴修了第一所会馆，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陕西人在陕西街修建的陕西会馆，则是成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会馆。清代至民国年间，四川计有会馆1400余所，全部兴建于清代，这其中，湖广会馆数量最多，计有477所。清朝的历史，大约在300年上下，也就是说，几乎每一年就有大约5所会馆在四川建成，这个速度与数量背后，是一批批走上入川之路的移民。而如果以州县计算，四川会馆最多的是达州，有72所，其次为犍为、屏山、江津、西昌、荣县、云阳；成都会馆的数目，大约在30所上下，虽然不多，在这样一个大都会，各省商贾皆以在成都修建会馆为荣。

　　大戏与庙会是成都会馆的特色，当戏班子在成都会馆的戏台上齐声高唱，台下的百姓闭上眼睛，轻轻跟着哼唱的时候，一个城市在戏剧中达到了高潮；当“东岳会”东岳王神出巡，衙门扮成牛鬼蛇神开道，百姓在后面顶礼膜拜时，我们看到，会馆已远非那些来自异乡的建筑，它们已渗入了成都人的日常生活。

三十余所会馆 三百多年风云

　　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寓居成都的陕西籍商人相约在芙蓉街会面，集资兴修会馆，然而，200多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却将会馆烧成了断壁残垣。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庆益”、“益泰”等33家陕人商号再度集资，在原地又修起了一座富丽堂皇的会馆，比起康熙年间的陕西会馆更加气派。翻阅成都的地方志，我们已难找到有关“庆益”、“益泰”两家商号的只言片语，从它们的排名与号召力看来，这两家无疑是当时成都实力最为雄厚的陕人商号。

　　康熙年间，外省商贾尚无力修建会馆，陕西会馆一度是成都城区唯一的会馆，而雍正、乾隆年间以后，外省会馆却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成都林立。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广东籍商贾济济一堂，商议集资重修糠市街上早已破败不堪的广东会馆；乾隆二十一年，山西籍商贾在中市街兴修山西会馆，江西人在棉花街修建江西会馆；乾隆三十三年，贵州人、湖广人也分别在贵州馆街、总府街修建会馆；此后，河南会馆、福建会馆、广西会馆、川北会馆、燕鲁公所、安徽公所等也陆续破土动工。会馆毁于火灾后，原本在成都独领风骚的陕西商贾反而没了会馆，陕西人憋了一肚子恶气，誓要将重修的会馆压倒他省，光绪年间，新修成的陕西会馆凝重古朴，屋顶铺着黛色瓦当，屋檐上塑有“武松打虎”、“哪吒闹海”木雕，刻工精妙，栩栩如生，直到今天仍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清末民初，陕西商人请来陕西三原人于右任，求他题一通会馆门匾，于右任欣然为同乡挥毫写下“陕西会馆”四个大字，于右任既是政要，又有“草圣”的美誉，一时间，陕西会馆出尽了风头；张大千的入室弟子赵蕴玉后来也为陕西会馆题写横匾。浙江会馆却也不甘示弱，馆内高悬着文人墨客题写的匾额，日久天长，匾额越来越多，时人誉之为“金玉满堂”。

　　宣统元年，成都人傅崇矩在成都走访了众多会馆，据他记载，此时会馆已增至30余处，最大的是福建会馆，占地60余亩；最小则是磨子街的河南会馆。如果从皇城坝走到东大街，沿途能碰到陕西街的陕西会馆，磨子街的河南会馆，卧龙桥的川北会馆与中东大街的泾县会馆。

　　不同的会馆代表着各省人的利益，同样也是不同文化、建筑风格的融合与比拼。由于关乎体面，会馆兴修时间虽有先后，却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区的黄金地段，外省商贾往往不惜重金在城区各街道抢购地皮，同时也将故土的建筑风格带到了这些街道。广东会馆外围砌有连绵不断的封火墙，本是为了防火，却成了会馆的标志建筑；陕西会馆底楼有石柱支撑，正脊两端饰有龙形兽，雄浑大气，是典型的西北风格建筑。尔后，商贾在会馆中聚会，在一旁开设商铺、购买房产，街道慢慢变成了他们的地盘，有的街道甚至因会馆得名，今成都的陕西街、燕鲁公所街、贵州馆街、宁夏街、江南馆街等众多街道，便是会馆文化遗留至今的历史印记。

会馆听戏：清代成都人的时尚

　　会馆建筑风格虽有差异，有一样却是必不可少的，这便是万年台，也就是戏台，即使会馆再小，也要留戏台，有的会馆甚至建有几个戏台。李吉力人在《死水微澜》一书中写道：“每个会馆里，单是戏台就有三四处，都是金壁辉煌的。”

　　今陕西街的陕西会馆是成都市区唯一留存下来的会馆，昔日喧闹的戏台也已消失。清代陕西会馆的戏台是成都最宏伟的，亭台轩榭，金壁辉煌，戏台上立有一根铁桅杆，意味万年永固；而每逢唱戏，馆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令陕西商人脸上颇为光彩。《成都竹枝词》中留下了不少陕西会馆唱戏的场景：“戏班最怕‘陕西馆’，纸炮三声要出台。算学京都戏园子，迎台吹罢两通来”。旧时成都各会馆唱戏，开头、散场俱不限时，唯独陕西会馆与众不同，学来京师的风俗，头爆、二爆、三爆三节爆竹放罢，若戏班还不开场，马上被请出会馆，即使再有名的角也不留情，因此戏班最怕到陕西会馆演出，但陕西人富有，开的报酬高，戏班往往又经不住诱惑，一进会馆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另一首则写道，“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观场人多坐板凳，炮响酬神散一片”。陕西会馆内，一个戏台上唱着秦腔，另一边则演着梆子，你来我往，此起彼伏，陕西会馆此举为它赢得了不少口碑。江南会馆也不甘示弱，一年要唱五六百场，一天几台大戏轮流登台。

陕西会馆唱秦腔、梆子，其他会馆也以本省地方戏为主：广东会馆唱粤剧，江南馆唱黄梅戏、越剧，山西会馆唱晋剧。旧时成都没有专门的戏园，成都人看戏，皆去会馆，会馆不收门票，任人进出，想看哪出戏，便到哪处会馆，一年之中都有戏看，真是一个大戏的无节制时代。清朝律法禁止妇女入戏园看戏，《清稗类钞》记载：“京师戏园向无女座。妇女欲听者，必探得堂会时，另搭女桌，始可一往……”而在成都，这条律法是行不通的，成都的会馆设有男女看台，男女同台看戏，并未对妇女有何歧视，我一直认为，比起京师大戏只是大老爷们的消遣，成都的大戏才算真正走向了民间。

　　清代的成都，在会馆最盛的时候，也是戏剧最盛之时，整个成都，便是一个大戏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戏在这里舞刀弄枪，一较高下。今天的川剧由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调五种声腔组成，除灯调来自四川外，昆曲源于江苏昆腔，高腔源于江西弋阳腔，胡琴出自徽调、汉调，弹戏出自梆子，地方戏你方唱罢我又登场，互相融汇，这才唱出了既博取众家之长、又独树一帜的川剧。川剧的每一种腔调与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感受得到一方移民的影子。

　　在翻阅清代成都会馆史料时，我一直想寻找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有清一代四川的会馆之盛、大戏之盛。当我在桓侯庙听说清代自贡的屠宰匠杀一头猪，便捐出200文修会馆时，“狂欢”这个词便一下子跳了出来。商贾、工人们一反节俭的常态，将自己的血汗钱贡献出来，难道不是因为修成的会馆代表着一种狂欢？代表着他们已经在四川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创造出了一片新的天地？戏台则更将狂欢诠释得淋漓尽致，日日听戏，夜夜笙歌，狂欢的氛围达到高潮。

与五方之民杂处 与五方神灵共欢

　　外省商贾不遗余力地请来戏班，一来为了斗富，取悦乡里；二来便是为了“娱神”，戏是唱给神灵听的，旧时会馆的神像设在大殿，正对着万年台，戏台上演什么大殿内一览无余。会馆要为新塑的神像举行“开光”仪式，也要请来戏班助兴，而一旦万年台落成，伶人便扮成神像，斋戒数日，才由会馆请人擂鼓奏乐，用八抬大轿请上万年台。从某种程度而言，神像与戏台是联系在一起的。

　　背井离乡的移民并未改变自己的信仰，他们从故土背负地方神的神位来到四川，会馆修成后，便在大殿供奉神像，以求得到乡土的慰藉与神灵的庇护。不同会馆祭祀的神灵也不尽相同，广东会馆一般供奉“南华六祖”，不过也有例外，简阳石桥镇的广东会馆塑的就是关公、周仓、关平；福建会馆又称为“天后宫”，顾名思义，供奉天后，也就是妈祖；云贵公所供奉唐朝大将南霁云，也就是俗称的黑神；此外，湖广会馆供奉大禹，江西会馆祭祀许逊，江南会馆祭祀准提，陕西、山西会馆均供奉关羽。明眼人一看到会馆里的神像，便能知晓这处会馆是哪地商贾修的。“湖广填四川”不仅给成都带来了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同时也带来了多样的神灵崇拜。与其他城市不同，清朝的成都市民拥有着多达十数种的神灵信仰，却又并行不悖，相互包容。成都人性格中的包容性，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便是移民与宗教所赋予的。

　　除了唱戏，每年的“东岳会”、“九皇会”也是会馆的保留节目。“东岳会”会期为四月十八日，一过四月，成都各会馆就雇人张贴公告，打扫街道，在街上搭建五色天棚，预备香花灯烛。“东岳会”是成都少有的衙门、会馆、百姓共同的狂欢活动，成都、华阳二县衙门的兵丁衙役这天一扫往日的威严，扮成牛鬼蛇神，为东岳王神的轿子开道，轿子后面跟着焚香磕头的善男信女，每到东岳王出巡，成都百姓奔走相告，万人空巷，而又以盐道街、南门大街最为热闹。“九皇会”比起“东岳会”毫不逊色，九月初一，各会馆请来和尚、道士念经作法，全成都人朝夕焚香叩首，虔诚的还要当“临时和尚”，斋戒九日、十五日、二十日、三十日不等，其间只能吃素。为此，在斋戒前一日，成都人便上街大购鱼肉，举家大快朵颐，以应付漫长的斋戒，并戏称此为“对斋”，也就是把斋期的油水补足。等到斋期一过，便能开荤，此时，再吝啬的成都人也要上街采购鸡鸭鱼肉，菜拿到家，还未等到中午，便见厨房已燃起了青烟，连顽皮的儿童这天也足不出户，守在厨房里，不肯离开半步。从这几个细节看来，成都人的生活与节日，已经与会馆融为一体了。

　　令人目不暇接的大戏，天南地北的神灵，你来我往的攀比，别致的建筑格调，万人空巷的盛会，这便是成都会馆留给我们的全部记忆。史料中绝少能见到有关成都会馆的详细记载，诸如修建会馆的花费、如何维护同乡的商贸等细节一概难以得知，只能从几首《成都竹枝词》朴素的诗句中去追忆曾经的大戏盛会。

　　成都的会馆没有侵略性与排他性，与之相对，重庆最出名的会馆有八家，统称为“八省会馆”，“八省会馆”负责保甲、团练、城防、消防等诸多社会功能，权力之大，甚至连地方官吏也要按照其意思处理事宜。而在成都，会馆的社会功能更多集中在了娱乐与祭祀方面，它们似乎只是街头巷尾的风景与一个个免费的戏园，而那些修建会馆的商贾们则在大戏的喧闹声与众多看客的陶醉中收获赞许。

　　作者手记

　　清代、民国年间四川有会馆1400所，大部分已不存，仅有一些留存至今，这其中，自贡的桓侯宫或许是最为传奇的一所。桓侯宫又叫张飞庙，因张飞早年做过屠夫，遂被屠宰匠奉为祖师爷。

　　桓侯宫位于自贡中华路，临街而建，拾阶而上，远远便能望见门上的张飞像，圆目怒瞪，拔剑欲动，威风凛凛，两边有对联一副：“修旧庙出新意，回想凤雏执法，豹头监讼，文武清廉堪百案；继桓侯鞭督邮，笑谈狼吏丧魂，狗腿断肢，古今腐败怕三爷。”桓侯宫面积仅有1300余平方米，不过，工匠却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中巧妙地安插了戏台、大殿、钟楼鼓等众多建筑，毫无拥挤之感；会馆门厅立有24根立柱，门厅上是戏台，戏台楼沿饰有木雕，雕刻戏剧场景18幅，单人物就有164个。台下只有几把竹椅、几张木桌，一切平常得如同一个院落一般。当屠宰匠在会馆中决议重大事项，欣赏大戏时，他们的满足感显然已经超越了那些一掷千金的富商。

桓侯宫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由自贡屠宰匠集资修建，清代自贡聚集着众多外省移民，他们中的许多人，便成了屠宰匠与盐场工人，自贡另一所炎帝宫，就是烧盐工人捐钱修建。咸丰末年（公元1861年），一场大火将会馆殿宇焚毁，1865年，屠宰匠继续集资重修，屠宰匠乃是下层小贩，并无太多闲钱，会馆刚刚动工，便由于后续资金不足停工；1872年，禹国安等人提出再次重建，商酌“每宰猪一只，按行规抽钱贰百文”，用这样近乎强制性的手段筹集资金，集腋成裘，会馆才继续建成。

　　从外面看来，桓侯宫朝向不正，按照中国传统的风水来解释，犯了大忌讳；当你走进会馆，发现建筑朝向又是正的。后来在桓侯宫喝茶，一位老者告诉我们，富贾官家讲究风水，建筑必须朝正，当年修桓侯宫，屠宰匠们底气不足，生怕富贾们怪罪，于是故意将外门不正对风水，但在内部却暗中把主体建筑的朝向修正，这也是会馆的风水补救措施。这个“畸形”的会馆背后，原来隐藏着屠宰匠们的辛酸与无奈。

（来源：成都日报）(责任编辑：三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