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西南人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北上南下，西进东出，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曾一度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他们驰骋全国商界的同时，在各大商埠置田产、起楼阁、建会馆。因此，会馆是山西商人和商业、金融业资本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山西经济史中有待进一步深入拓展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试从山西会馆的概况、特点、作用三方面进行探讨，以向各位学者专家清教。
一、山西会馆概况
明中叶以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界竞争日趋激烈。商人与商人之间，商帮与商帮之间，“操货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在激烈的竞争中，旅外同乡深刻认识到：“无论日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必须团结同乡仕商。“广其业于朝市间”。于是他们通过会馆这一组织形式，利用传统的地域观念，把商埠中同乡之人联合起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一致与异域商人进行竞争。
1961年经李华先生调查，在北京所存的55个商业行会中，山西会馆有15个，其中建于明代者5个，年代不详者2个，其余8个全部为清朝雍、乾、嘉时期所建，占27％。在其它省区的山西商人也大都结成帮伙，捐资建立会馆。上海、苏州、天津、三原、西安、汉口、凤翔、西宁，聊城、阜阳、开封、洛阳、禹州、毫州、归化等全国重要商业城镇几乎无一处没有山西商人及其会馆。现择几例以管窥其一斑。
1、北京的山西会馆 清人抗世骏说：“会馆之设，肇于京师。”根据资料可以确认的明朝时期全国各地在北京所建的会馆共有41所。其中山西会馆5所，占总数的12％强。它们分别是万历年间山西铜、铁、锡、炭诸商创建的潞安会馆。山西颜料、桐油商人创建的平遥会馆，天启崇祯年间临汾众商创建的临汾东馆和仕商共建的临汾西馆，天启崇祯年间临、襄二邑汾河以东南人创建的山右会馆。
俟至清朝，由于“京师大贾多晋人”，放北京山西会馆日益增多。关于山西会馆总数，《都门杂记》、《朝市丛载》、《顺天府志》等记载不一。《部门杂记》载31所，占总数324所的9％强；《朝市丛载》载38所，占总数391所的9％强；《顺天府志》载50所，占总数445所的11％强。由于三书写作年代前后不同，所以会馆总数也不一。这反映了道光以后北京的山西会馆无论数量和比重都在增加。光绪时，尽管有些山西会馆或倒闭或为公所取代，但尚存45所，占当时会馆总数387所的11％强。其中省馆9所，在各省数量中位居第一，占总数61所的14％强，这说明在京晋商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县馆24所，占总数174所的13％强，也是数量较多的一个，这表明崇商、经商不是个别县府的地方特色，而是在全省范围已形成氛围；行馆6所，占总数23所的26％强，也是数量最多的一个。此外，还有府馆6所。
2、河南的山西会馆。 河南为中州之地，与秦、晋、冀、鲁、苏、鄂、院等省接壤，为四方交通要冲。晋商赴豫，或经河南到江南各地经商者为数甚多，遂在洛阳、开封、社旗、禹州等地广建会馆。
洛阳地处河南西部，为九朝古都，是晋商到湘鄂羊楼洞、羊搂司采办输蒙茶叶的必经之地，交通枢纽。现存的两座山西会馆，一座是位于南关菜市东街由山西、陕西两省商人于清康熙年间兴建的山陕会馆（又名西会馆）；一座是在老城东关西街由山西潞安府（长治）和泽州府（晋城）商人于清乾隆年间建造的潞泽会馆（又名关帝庙，后改为东会馆）。
开封的山西会馆地处闹市中心徐府街，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由旅汴晋商集资兴建。道光年间陕商加入，易名山陕会馆。清末，又加入甘肃商人，遂又易名为山陕甘会馆。
社旗县隶属南阳地区，清前期又发展成为“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豫南商贸重镇。山陕商人“运巨材于楚北、访名匠于天下”，并用骡马从山西驮来烧制琉璃砖瓦的瓷土修建了山陕会馆。该会馆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兴建至光绪十八年（1892）竣工，历时136年，各种建筑139间。
3、苏州、上海、汉口的山西会馆
在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杭地区，康熙皇帝巡幸后感叹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查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因此，与北京的会馆相比，苏州、上海、汉口等工商业重镇的会馆更具有鲜明的商业色彩。杭世骏在提到这类会馆时说：“他都会则不然，通商易贿，计有无，权损益，征贵征贱，讲求三之五之术”。
明清两朝，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苏州现已查明的会馆共有47所，其中山西2所，一所是康熙六十年建立的全晋会馆，俗称白石会馆；一所是翼城商人建立的老山会馆。汉口作为商业重镇始于明朝，兴盛于清朝，所以这里的会馆皆建立于清代。据民国《夏口县志》记载，汉口共27所会馆，其中一所是山陕商人在康熙年间建立的山陕会馆（又名关帝庙）。上海是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商埠，在39所会馆中山西会馆有2所，一为嘉庆年间创建的山西会馆，一为晋业会馆。
二、山西会馆的特点
分布于全国各大商埠的山西会馆，一般都规模宏大，建造考究，商业性质明显，约束力较强，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行业特点。
1、清晰的地域划分
地域性划分是山西会馆最基本的特点，它的形成与我国封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传统所造成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地域观念密切相关。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北京会馆有省馆、府馆（亦称郡馆）、县馆（亦称邑馆）之分。另外，还有专为接待应试举子用的试馆和少量不分地域范围的行馆等。目前发现最大地域范围的会馆是汉口、洛阳、北舞渡、社旗等地由山西、陕西两省商人合建的山陕会馆；其次是以一个省为基础建立的、如苏州的全晋会馆和上海的晋业会馆；第三是几个府合建的，如洛阳的潞泽会馆；第四是数量较多、以一个府为范围建立的，如北京的潞安会馆、临汾东馆；第五是由几个县合建的，如北京的临襄会馆；第六是一个县建立的，如苏州的翼城会馆。
2、明显的行业性
在山西会馆中。有些是以同业为基础组成的。部分晋商从同业利益出发，以行业划分帮伙，各立门户，各有势力范围。北京的山西商人会馆，明代已有平遥颜料商的颜料会馆，临汾、襄陵两县油盐粮商的临襄会馆，临汾纸张、干果、颜料、杂货、烟叶商的临汾东馆，潞安铜、铁、锡、炭、烟行的潞安会馆。清代又有山西烟商的河东会馆，布商的晋翼会馆，氆氇商的盂县会馆，雨衣、钱庄、染坊商的平定会馆等。
3、浓郁的神祗供奉
山西会馆一般都供奉神抵关云长，期望以此达到讲义气，笃乡谊，共同保卫集团利益的目的。会馆除供奉关羽外，还按行业的不同各有崇奉的神祗：钱行供奉财神；纸行供奉蔡伦；肉行供奉张飞；洗皮行供奉河神；牲畜行供奉马王；木器行供奉鲁班；修鞋行供奉孙膑；医药行供奉药王；裱糊行供奉吴道子；颜料行供奉葛仙翁；酒饭行供奉李白、杜康、吕祖等
4、规模宏大气派
由于晋商财力雄厚，会馆建筑大都布局严谨，建造考究，装饰华丽，气势宏伟。洛阳的山陕会馆占地3330多平方米，建筑有“正殿5间……，拜殿5间，殿前牌坊1座，对面舞楼5间，照壁1座，东西门楼4间，配殿东西各3楹，官厅各3间，山门3间，修廊20间。”馆中照壁，人称“九龙壁”，中心为二龙戏珠，两侧为八仙护卫，可谓精致华丽，风格独特。社旗县山陕会馆南北长154米，东西宽60米，面积7758．5平方米。整个建筑分前、中、后三进院落。照壁、悬鉴楼、石碑坊、大拜殿、春秋楼位于中轴线上；木旗杆、铁旗杆、石狮、辕门、马厩、钟楼、鼓楼、厢房、腰楼、药王殿、马王殿、配殿、道房院等分列两侧。仅会馆主体大拜殿长达40米，宽至20米，高为34米。会馆中心的戏台院，全用一尺见方的青石铺地，中建甬路，左右庭院及两边厢房分别为男女观众场地，席地而坐，可容万人看戏，由此足见其规模之大。
5、规范约束力较强
会馆组织一般比较松散，对人会者约束力较弱，但山西会馆大多有明文规定，要求入会商人重视商业信誉，买卖公平，戥秤准确，取信于民，违者处罚。例如社旗县山陕会馆《公议杂货行规碑记》载曰：“卖货不得包用，必要实落三分，违者罚银50两。”， “买货不得论堆，必要逐宗过称，违者罚银50两”，“落下货本月内不得跌价，违者罚银50两”，“不得在门口拦路会客、任客投至，违者罚银50两”，“不得假冒名姓留客，违者罚银50两”等等。经营规范，以信取人，这是晋商的经营特色，也是他们成功的 重要原因。
6、商业性质明显
明朝中后期，各省在京会馆的多寡与一定的政治势力相联系，并反映其在京人数的多寡和政治势力的大小。当时在北京建立的会馆最多的是商帮势力较小的江西，达14所，占会馆总数的34％强。这说明会馆的建立大多不是为工商业，而是为了“同乡贵游”、“士绅”、“薄宦及土人”、“迁除应朝”、“公车岁贡”提供方便。但山西会馆则不然。在山西的五所会馆中，潞安会馆、平遥会馆、临汾会馆、山右会馆均为商人所建，只有临汾西馆一所为仕商共建。从创建者的身份可见，山西会馆建立目的比较单纯，商业性质明显，主要作为商人自己的活动场所。
三、山西会馆的作用
山西会馆由明至清，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联乡倩，笃乡谊，方便仕商
晋商长途贩运，分布于全国各大商埠。他们在异地他乡人地两生，难免有思亲怀旧之感。而“会馆之设，所以答神麻，睦乡谊也。”由于共同的语言、风俗，趋近的心理、文化，“同乡偕来于斯馆也，联乡语，叙乡情，畅然荡然。不独逆旅之况赖以消释，抑且相任相恤”，“无去国怀乡之悲”。
山西会馆作为一种商业组织，广置楼阁、多盖屋舍的目的，很大程度是为同乡、仕绅、商旅驻足和贮存货物提供方便。“查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货存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集商经营交易时不可缺少之所”。“凡弹冠捧檄，贸迁有无而来者，类皆设会馆，以为停骖地”，从而使“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澡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
2、团结同乡，维护集团利益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不允许有任何政治派别存在。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同乡商人“无一区托足，则期群涣”，群涣必然削弱竞争力量。因此，无论是从联络感情出发，还是从经商需要出发，他们都需要一种组织形式来加以联结，而以地域为基础建立的山西会馆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山西商人利用会馆这一合法形式团结起来相互支持，既与其它商帮竞争，又联合抵制官府的肆意压榨。例如嘉庆十九年（1814）洛阳税收部门提高对潞泽梭布商人税收，引起晋商不满。潞泽会馆以商团名义告至官府，历时一年，几经周折，终于胜诉，减免了税收。此事使晋商在洛阳声势大振，买卖倍加红火，逐渐左右了洛阳商业市场。
3、聚会议事，沟通信息
会馆是明清时期晋商的中心社团，也是其社会活动最重要的阵地，它作为“叙语之地，正可坐论一堂，以谋商业之公益”。凡“通商之事，咸于会馆中是议”。大家定期在一起“公定时价，毋许私加私扣，……议定条规，籍以约束”；启发智识，以开通商智；研究商学，调查商情；集思广益，沟通信息。例如北京的山西票号在章程中阐述并规定：“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亦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议，各抒所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即或一个力所不及，彼此信义相孚，不难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兹定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为大会之期，准于上午十一钟聚会，下午一钟散会，同业各家执事齐集到会，或有益于商 日商务者，或有病于商务者，即可公平定议。如同业中有重要事宜，尽可由该号将情告之商会董事，派发传单随时定期集议”。
4、购置冢地，办理善举
山西在外经商人数多、规模大、时间长，仅祁县就有一半人家子弟步入贸易之途。昔日晋商在交通落后、邮递不便、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条件下，闯荡全国以至欧洲、东南亚。他们义无反顾地出发，并不一定能到达预想的彼岸，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以至终生异域客死他乡者甚多。而会论则“专寄同乡、同业旅梓，不取寄资，俟购得冢地，再行代为掩埋，以成其善”，“以慰行旅，以安仕客”。一旦旅外之人“横遭飞灾，同行相助，知单传到，即刻亲来，各怀公愤相救，虽冒危险不辞，始全行友解患扶危之谊”。每当同乡在外发生“疾病疴痒”，会馆便“相顾而相恤”，提供钱财、药物。对年老失去工作能力者则更要予以救济。此外，会馆还资助穷儒寒土贡成钧、诣公车，积极进取。
尽管山西会馆在扶持晋商、发展商品经济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毕竟属于发育程度较低的旧式社团。它在内部机构设置、权力区分诸方面都不够明确，封建性、排他性较强，缺乏与其它商帮跨省区的沟通和联系，“各乡之界限，即判于其间，界限愈判，排外愈甚。”这与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又相抵牾。因此，其作用具有二重性。。
综上所述，山西会馆作为社团的一种组织形式，随晋商足迹分布于全国各大商埠，具有规模大、建造考究、商业性质明显、约束力较强和区域性、行业性特点。它通过联乡情、笃乡谊，团结同乡维护整体利益，聚会议事沟通信息，方便仕商办理善举，使晋商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从商人数不断增多，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近代商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作者安华系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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